曾侯乙編鐘是1978 年于湖北隨縣（今湖北隨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的戰(zhàn)國早期曾國國君的禮樂之器，它隨葬的時間下限是公元前433 年。
　　曾侯乙編鐘從歷史、文化、音樂、美術等人文方面以及聲學、鑄造等科學技術方面，反映出公元前5 世紀人類文化極為豐富的內(nèi)涵。
　　作為樂器，曾侯乙編鐘的煌煌巨制和優(yōu)越性能，在世界樂器史中獨樹一幟。青銅鑄制而存留至今的完好音響與其上大量標記或注釋性的樂律銘文證實，在公元前5 世紀的中國，“一鐘雙音”的制造技術已達到爐火純青、登峰造極的地步；用此技術鑄制的樂鐘已經(jīng)成為音域在五個八度以上的固定音高樂器；它的高、中、低音區(qū)的中間部分具有完備齊全的半音列，可以旋宮轉調(diào)，具有良好的音樂表現(xiàn)性能；它以五聲為主的音位設計以及七聲音列形式的存在，顯示了當時音樂內(nèi)容的豐富性和音樂水準的高超；憑籍“以耳齊其聲”的原始手段，其主奏旋律的各鐘音頻，絕大多數(shù)已能控制在現(xiàn)代音樂家人耳所能包容的精準范圍之內(nèi)。
　　它展示了迄今所知最為完整的周代樂音系列及其樂律稱謂體系；由此體現(xiàn)的音樂性能，不但證實了先秦文獻中某些記載的真實性，對于大量失傳的音樂知識和實踐、區(qū)域音樂特性和相對的理論規(guī)范等，也是重要的補充。曾侯乙鐘磬銘文的內(nèi)容體現(xiàn)了曾國極高的音樂成就，并反映出曾國與周王朝、楚國以及其他諸侯國音樂的相互關系，折射出古代中國在公元前5 世紀時的人文光輝。
　　作為禮樂之器，曾侯乙編鐘蘊含了豐富的禮樂文化思想，反映了當時帶有禮樂色彩的審美意識和精神追求。其巍峨、完美的“曲懸”架式，與配套的曾侯乙編磬，完整、明確地呈現(xiàn)了周代諸侯的“軒懸”制度，并于其他青銅禮器一起交織出一幅近于現(xiàn)實的禮樂場景。其多型式、多鐘組的組合形式，多國音律體系交流的記載，反映出音樂的多元化現(xiàn)象，說明傳統(tǒng)禮樂制度在先秦諸子的批評之下正發(fā)生著改變。編鐘已不再是純粹的宗廟禮樂器，技術性炫耀替代身份性炫耀的轉換，使曾侯乙編鐘作為禮樂制度的象征物達到一種技術性極致，而后無來者。
　　這是那個百家爭鳴、群星麗天的時代的必然結果，也是禮樂制度盛極而衰的一個轉折點。
　　曾侯乙編鐘的裝飾，有人、獸、龍、鳥、花和幾何形紋，采用了圓雕、浮雕、陰刻、彩繪等多種技法，以紅、黑、黃色與青銅本色相映襯，顯得莊重肅穆，精美壯觀。精細、貼切、生動、綺麗的鐘體紋飾，與頗具美感和裝飾效果的銘文相映成趣，章法嚴謹、行筆流暢，透出王室氣象。這種聽覺和視覺、實用和裝飾、禮器和樂器功能的完美融合，強化了編鐘的價值：它不僅是一種實用器具、一種物質(zhì)財富，而且具有社會政治功能，是一種權力、地位和威嚴的象征，是用以載“道”之“器”。這種與政治意識、倫理哲學相吻合的裝飾觀念，使曾侯乙編鐘成為形式為內(nèi)容服務、形式與內(nèi)容結合的典范；成為閃爍著禮樂精神光彩的物化條件。
　　曾侯乙編鐘及其同墓青銅器表明：早在兩千四百多年前，中國已發(fā)明了紅銅花紋鑄鑲法，青銅組合渾鑄技術創(chuàng)造了新高度，傳統(tǒng)分鑄技術有新突破，焊接技術有許多新創(chuàng)造，失蠟法得到了進一步完善和廣泛應用，多種鑄造和焊接技術的綜合應用達到了和諧完美境地，中國冶金和青銅鑄造技藝居于同時代世界領先水平。
　　由一件歷史文物清楚地反映該文明的時代文化特征，凝聚如此眾多的科學技術，體現(xiàn)當時人類文明的諸多成就，以至于改寫區(qū)域文明的發(fā)展史，這種情況在其他古文明中從未出現(xiàn)過。
　　曾侯乙編鐘研究，涉及考古學、歷史學、音樂學、古文字學、聲學、冶金鑄造學、科技史學、天文學。不同學術領域的需求和成果反饋，引導著曾侯乙編鐘相關信息的采集、整理以及研究的細化和深入。其主要課題包括：曾侯乙編鐘的組合及其懸制；曾侯乙鐘磬銘文的釋讀及其樂律學涵義；曾侯乙編鐘音響實測及分析；一鐘雙音創(chuàng)造的證實及其聲學原理；曾侯乙編鐘的樂學體系；曾侯乙編鐘的律制及定律器；曾侯乙編鐘的鑄造及其復制；鐘樂的研究及重建；曾國的歷史以及曾侯乙編鐘的文化屬性，等等。
　　音樂學與考古學因曾侯乙編鐘的緊密結合，是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的初步開啟。
　　音樂學對樂器音響的采集、分析方法在曾侯乙編鐘研究的運用中逐步成熟、規(guī)范。同時，編鐘的音樂學和樂器學考察成果，作為一種重要技術手段，豐富了考古界依形制、紋飾、銘文對編鐘進行斷代研究的方法，為音樂考古中的樂器斷代研究開辟了一條切實可行的路徑。
　　同樣，考古學重“形”、音樂學重“音”，二者在鐘體研究中的結合，充實了考古學對鐘體分型分式的觀察要素。這種交織的知識，又深化到鐘型的選擇和鐘體的局部變化對鐘聲的影響，以及雙音技術的形成過程。進而，在樂鐘演進史的“形”“聲”考察中，學者們找到了早期圓形鐘類器型在后世罕見的原因——在樂鐘選型過程中被淘汰棄用。同時也證明，圓形鐘并非后世由西方傳入。
　　音樂學與考古學的結合，對古代樂器而言，猶如激活了文物的靈魂，也推動了考據(jù)名物、證經(jīng)補史的傳統(tǒng)考古向探討社會歷史和文化重建的進程。曾侯乙編鐘音樂藝術、演奏性能的探討和鐘樂的重建，引發(fā)了藝術傳統(tǒng)的研究及其在現(xiàn)實鐘的應用探索。這些理論探尋和作曲實踐，多結合民族音樂，嘗試應用其有關音階、音列和宮調(diào)變化的可能性。這些具有共同文化聯(lián)系和技藝聯(lián)系，但目的與方法不同的研究及其成果，不同程度地對原本的考古或歷史研究有所反哺。
　　值得紀念的是，音樂學與考古學緣于曾侯乙編鐘的這次握手，使得“音樂考古學”一詞在這個新領域尚處于自發(fā)的萌芽狀態(tài)時即得以初現(xiàn)。由此開展的研究工作，推動了中國音樂考古學這門新興學科的形成與進步。
　　2001 年，曾侯乙編鐘成為第九屆國際中國科技史大會的主題。大會認為：曾侯乙編鐘包含了精確的聲學、音律學、冶金技術和精密鑄造技藝等多方面的重要科技知識，是世界科技史上不可多得的“科技活書”。大會提出：要全面再認識曾侯乙編鐘，進一步明確其在中國和世界科技發(fā)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全面再認識曾侯乙編鐘”——國際科技史學界進入新世紀的呼吁，也是國際多個學界的共鳴。出于這樣的學術背景，《曾侯乙編鐘》確立了如下目標和使命：全面梳理現(xiàn)有成果；力圖填補尚未涉及的空白領域；為全面再認識曾侯乙編鐘，奠定更為堅實的基礎，集成一部全面反映曾侯乙編鐘文化面貌及多學科研究成果的專著。
　　三十多年來，相關曾國的考古工作不斷有新的重要發(fā)現(xiàn)。自西周早期至戰(zhàn)國中期歷代曾侯現(xiàn)已知十多位。其中，同樣具有禮樂遺存的墓葬已多達五座：西周早期曾侯犺墓、春秋早期曾侯絴伯墓（即曹門灣一號墓，待確認）、春秋晚期曾侯墓、戰(zhàn)國早期曾侯乙墓、戰(zhàn)國中期隨州擂鼓墩二號墓（墓主身份屬曾國國君等級）。這一縱貫700 年的曾國禮樂遺存序列，脈絡清晰、資料翔實。將曾侯乙編鐘還原于這個迄今絕無僅有的文化遺產(chǎn)序列之中，曾侯乙編鐘的文化內(nèi)涵將會得到更為全面的揭示。黃鐘大呂再起時，更有輝煌樂章。
　　“全面再認識曾侯乙編鐘”，我們再出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