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劉兵

科學史理論家，科學傳播研究學者，清華大學教授

7 年前，當曉原兄的大作《天學真原》完稿時，曾邀我撰寫序言。當時，在斗膽撰寫的那篇序言中，針對中國科學史研究的狀況，我曾在很大程度上脫開原書，就有關科學史和歷史的輝格解釋問題作了一番議論，其實，這一問題與《天學真原》一書的立意倒也關系頗為密切。而《天學真原》一書出版后，確實引起了很好的反響，甚至直到7年后的今日，在眾多關于中國古代科學史的專著中，仍別具特色，仍有高度贊揚和激烈批判的書評在次第發(fā)表。當然，以曉原兄學問之功力，以及選題視角之新穎，史料之扎實豐富，《天學真原》一書能取得如此成功，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7 年后，當《天學真原》的姊妹篇《天學外史》寫就，即將付梓之時，曉原兄再囑我為之作序。一方面，雖然仍以為作序既非以我輩之資格宜作之事，亦非可用來暢所欲言之場合，但承曉原兄抬舉，加之7 年前已“斗膽”唱過些“反調”，想來即使再撰序言，至多也不過使“罪行”加重一些而已。其次，雖然我于天文學史，特別是中國古代天文學史是外行，但對于這一領域近來的研究進展，倒是很有關注的興趣，對于相關的科學編史學問題，也有些想法，于是正好借此作序之機會，再拉雜談些感想，起碼，是講些實話——盡管“實話實說”現(xiàn)在也還往往是一件很難做到的事。

曉原兄這本書取名為《天學外史》。僅從此書名中，就可約略地看出作者的基本傾向：之所以稱“天學”，而非“天文學”，不論在以前的《天學真原》一書中，還是在這本《天學外史》題為“ 古代中國什么人需要天學？”的第二章中，作者均有詳細的論述，大致說來是為了將中國古代有關“天文”的種種理論，與目前通用的、由西方傳入的現(xiàn)代天文學相區(qū)分。這是一種很重要的區(qū)分，鮮明地表達了作者的立場。至于“外史”一詞，則明確地表達了作者研究方略的取向。

一段時間以來，由于我曾對科學史的基本理論問題，或者說科學編史學問題做過些研究，因而，對于來自西方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界的external history 一詞，自各種文章和著作中，也不止一次地用到。國內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界，通常將此詞譯作“外史”，以對應于internal history（即內史）的概念。記得幾年前，在一次與物理學史老前輩戈革先生的交談中，戈革先生曾提到，這種用法與中國歷史上對內史一詞原有的用法是不一致的。因為在中國歷史上，“外史”的概念本來是與“正史”相對應，其意義更接近于野史。類似的例子還有像我國科學史界常用的“通史”一詞，在中國歷史上，通史本是相對于斷代史，而不是像現(xiàn)在那樣與科學史中“學科史”相對來指匯集了各門科學學科的歷史，因而，如果考慮到已存在的用法，還是用“綜合史”而非

“通史”來與“學科史”對應為好。當然，這已經涉及與科學史相關的近代西方概念在中譯時，與中國歷史上原有的用語的關系的問題。

正因為存在在概念的翻譯和使用上的這種復雜局面，曉原兄在其新作《天學外史》第一章緒論中，專門討論了他對“外史”這一重要概念的三重理解。這也可以說是我國在從事具體科學史研究的科學史工作者中不常見的、結合本人研究實踐來討論科學編史學問題的一篇有特色的文章。

或許，也正是由于曉原兄勤于對有關科學史理論問題的思考，才使他的研究獨具特色。《天學外史》一書，在繼承了《天學真原》一書原有的良好傾向的基礎上，對許多問題又作了進一步的新探索，提出了許多大膽但又言之有據的論點，包括對許多權威們的觀點的挑戰(zhàn)。其中，我最感興趣的，還是他對于中國古代“天學”的本來性質、功能，以及與我們現(xiàn)在通常所談的“天文學”，也即西方近代天文學的差別的深入討論。當然，這樣的論點很可能會使那些站在“愛國主義”的立場，過分拔高中國古代的“科學成就”，以極端輝格式的做法試圖論證在所有科學學科和重要的科學問題上都是“中國第一”的人們，感到很不舒服。

我這樣講并非沒有根據。雖然在本書的緒論中，曉原兄回憶了他1986 年在山東煙臺召開的一次全國科學史理論研討會上發(fā)表了題為《愛國主義教育不應成為科技史研究的目的》的大會報告，以及在當時引起激烈爭論的往事，并認為：“如果說我的上述觀點當時還顯得非常激進的話，那么在十年后的今天，這樣的觀點對于許多學者來說早已是非常容易接受的了�！钡�我以為，事實并非完全如此。就在最近，報刊上有關中國古代有無科學的熱烈爭論就很清楚地表明，像曉原兄的這類觀點還是會有許多反對者，甚至激烈的反對者的。

在近來關于中國古代有無科學的討論中，從歷史研究的方法上來說，許多持中國古代確有科學者，實際上是對科學一詞在不同語境下的不同意義視而不見。

科學，這個詞在中文和英文中都有不同的所指。在最常見的用法中，所指的就是誕生于歐洲的近代科學。而在其他用法中，或是把技術也包括在內，或者甚至還可以指正確、有效的方法、觀念等等，等等。當我們講比如說中國宋代科學史，或印度古代科學史，或古希臘科學史時，所用的“科學”一詞的含義，顯然也不是在其最常見的用法中所指的近代科學，盡管古希臘的傳統(tǒng)與歐洲近代科學一脈相承，而中國或印度古代的“科學”，卻完全是另一碼事。而歐洲近代科學的

重要特點之一，在于它是一種體系化了的對自然界的認識。正像我國早就有學者提出，中國古代沒有物理學，只有物理學知識。這里之所以用物理學知識，正是指它們不是對自然界體系化了的系統(tǒng)認識。而這當然也并不妨礙我們仍然使用中國古代物理學史的說法，來指對于中國古代物理學知識的認識和發(fā)展的研究。對于中國古代天文學史，情況自然也是一樣。而《天學真原》以及《天學外史》在對“中國古代天文學史”（如果我們仍可以這樣說的話）的研究中，突出地使用

“天學”的概念，而不用“天文學”的概念，也正是為回避以相同術語指稱不同對象而可能帶來的概念混亂。

其實，在有關中國古代究竟有無科學的討論中，許多人之所以極力地論證中國古代就有科學，其根本原因在于某種更深層的動機。例如，有人就曾明確地談到：“當今相當多的中國科學技術人員，特別是青年一代，自幼深受科學技術‘歐洲中心論’的教育，對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知之不

多，甚至很不了解。當務之急是亟待提高認識，樹立民族自信心的問題，而不是‘大家陶醉’于祖先的成就的問題�！闭沾丝磥�，要想達到這樣的目標，不要說大學的課本，恐怕中國從小學到中學的現(xiàn)行科學課本都得推倒重寫，原因顯而易見：其中有多少內容是來自中國自己的發(fā)現(xiàn)？有

多少內容是中國古代的“科學”？如今，我們都在談論科教興國，那么，是否依靠那些與近代科學并沒有什么聯(lián)系的中國古代的“科學”，以及建筑在此基礎上的民族自信心，就真的可以興國了？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如果對于有關的概念充分明確的話，可以說，中國古代究竟有無科學的問題并不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至少，對于中國古代有無天文學的問題，《天學外史》（當然也包括以前的《天學真原》）給出的答案是十分明確的。

這里所談的，其實只是作序者在讀了《天學外史》一書文稿后的一點隨想而已�！短鞂W外史》所涉及的問題自然遠不止這些，在一篇序言中，也不可能包羅萬象地論及所序之書的全部內容。更何況作序者的評價也只能代表本人，對一部作品，真正的評價，還應來自更廣泛的讀者。一部著作出版后，解讀任務就留給了讀者。不要說作序者，就連作者本人，也只能聽任讀者們的評判。但我相信，任何真正有見識的讀者，肯定會在此書中發(fā)現(xiàn)有價值、有啟發(fā)性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