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依據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的次序，選注韓愈詩一百余首，約為其現存詩歌總數的三分之一。1957年，錢仲聯先生于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首次出版此書，仿照宋人集解、間詁一類的纂述方法，采集多家論說，重新系年編排，當年即獲好評。錢鍾書先生曾對此書提供一些意見，更推崇仲聯先生此書有重大的學術價值。此后學界贊譽聲不斷，肯定有嘉，迄今亦無更完整的善本。臺北世界書局1966年再版此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至2007年間也數度再版。本書考釋詳備，依年代排列詩作，有助于我們知人論世，從了解韓文公的生平入手，進而了解韓詩的內容、作法，詩歌所反映的社會現實，探究其“以文為詩”的表現手法，以及如何醞釀出才力充沛、想象雄奇、奇僻險奧的詩作風格。

　　在選注本書的過程中，選注者特別參考了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唐代李漢編《昌黎先生集》，此外還有明代蔣之翹注《唐韓昌黎集》、清代方世舉《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民國高步瀛《唐宋詩舉要》，以及日本學者清水茂注《韓愈》（巖波書店1958年）、原田憲雄《韓愈》（集英社1965年）等書，據此做了些文字校釋和選取詩篇的工作。

　　梳理出以下幾個切入點，先對韓愈及其詩歌加以介紹。

　　一、時代與生平

　　韓愈（768—824），生于唐代宗大歷三年，卒于唐穆宗長慶四年，字退之，河陽（今河南省孟州市南）人，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曾任吏部侍郎，稱“韓吏部”；謚“文”，又稱“韓文公”。為唐代杰出的文學家。今存《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

　　韓愈出生在“安史之亂”平定（763）后的第五年，唐王朝已逐步走向衰落。他一生經歷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五朝，其中憲宗元和年間，號稱“中興”，社會經濟逐漸恢復，百姓生活轉好；但藩鎮(zhèn)勢力繼續(xù)壯大，佛老流弊依然不減，整個國家仍處于政治黑暗、兵連禍結、社會動蕩不安的局面。

　　韓愈三歲而孤，由長兄韓會和嫂夫人鄭氏撫養(yǎng)。這個家庭濃厚的儒學背景和文學氛圍對韓愈的成長歷程有很大影響。他少年時代就發(fā)憤自勵，勤學苦讀，“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韓愈《答侯繼書》）。德宗貞元二年（786）韓愈十九歲，他在這一年開始應舉。經四次應試，至貞元八年才在陸贄門下及進士第，然而參加吏部博學宏詞科試三次（貞元九、十、十一年）均落榜。貞元十二年（796），韓愈開始步入仕途，先是宣武節(jié)度使董晉表署為推官，后避汴州軍亂，往依徐州節(jié)度使張建封幕下任觀察推官。貞元十七年（802）始選授國子監(jiān)四門博士。貞元十九年（804）夏末，升任監(jiān)察御史。這一年關中大旱，韓愈呈給德宗《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反對官吏橫征暴斂，請求朝廷寬免徭賦，結果被貶為嶺南道陽山縣令，這是韓愈首次自高位摔跌下來，上距就職御史臺的時間不足半年，不久改江陵法曹參軍。

　　韓愈求舉失敗及仕途坎坷的因素很多，朝中無權臣奧援是直接原因。他出仕于德宗末年，這正是以二王（叔文、伾）、劉（禹錫）、柳（宗元）為代表的部分朝官與保守勢力激烈對抗的時期。韓愈此時與政壇主流人物關系疏遠，《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永貞行》二詩，以明顯的嫉視態(tài)度表明對二王集團的不滿，甚至一度懷疑柳、劉二人是促成他被貶陽山的幫兇。不過，真正貶官原因不詳，此事乃韓愈單方面的誤會，亦未影響日后韓、柳、劉三人的情誼。貞元后期的政風敗壞，韓愈對前途倍感彷徨不安，在陽山令任內始終郁悶不樂。至憲宗元和元年（806），韓愈被召回朝廷，任國子博士；其后又有幾次升遷轉任，元和四年至七年任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河南縣令、尚書職方員外郎。仕宦至此時止，多在冷衙署辦公，職卑錢少，抱負不得施展，以至落入“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進學解》）的極困頓窘境。上述可說是其早期仕宦生活的偃蹇時期。

　　憲宗元和八年（813），韓愈遷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從此步入高官的行列。是年，作《進學解》一吐胸中積郁，執(zhí)政奇其才，轉考功郎中、知制誥，始參與朝廷機要。元和十一年（816），遷中書舍人，尋降為太子右庶子。十二年，裴度平淮西吳元濟叛亂，奏為行軍司馬，以贊助謀劃有功，升刑部侍郎，次年轉兵部侍郎，這是韓愈一生最意氣風發(fā)的時候。十四年正月，上《論佛骨表》，反對迎佛骨入禁中，觸怒憲宗，貶潮州刺史，這是韓愈政治生涯的第二次大蹉跌。任后上表，陳情哀切，年末轉袁州刺史。十五年被召回朝廷，拜國子祭酒。穆宗長慶元年（821）七月，再任兵部侍郎。二年二月，奉命往鎮(zhèn)州宣撫兵變，回朝復命，轉吏部侍郎。三年六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十月，再任吏部侍郎。四年，卒，年五十七歲。

　　二、求學歷程與文學主張

　　韓愈一生以承繼儒道為職志，曾自敘求學歷程說：“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于春官，以文名于四方�！保ā杜c鳳翔邢尚書書》）“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于農工商賈之版，其業(yè)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上宰相書》）可見在未能仕宦之前，韓愈實以讀書著文之儒家生徒自居。他對文章尤有偏好，曾說：“雖愚且賤，其從事于文，實專且久。”（《上襄陽于相公書》）“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于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義訓，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yè)，而奮發(fā)乎文章�！保ā渡媳�部李侍郎書》）

　　他的一些文章，如《答李翊書》《答劉正夫書》《進學解》等更詳述自己長期讀書作文的體會。值得注意的是，韓愈對儒家經典十分重視，往往注意其文學內容與形式，并把儒家與后世文學家相提并論，如《進學解》談到讀書寫作的心得：“沈浸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guī)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云、相如，同工異曲……”韓愈在博采古代文章的過程中，顯然特別重視儒學與文學的結合，而不是后人所謂“文統(tǒng)”、“道統(tǒng)”之分。孫昌武《韓愈選集·前言》指出：“北齊高湝致楊遵彥書中說：‘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雕蟲小技，殆相如、子云之輩�！�（《隋書》卷二《李德林傳》）在唐人的觀念中，經學家、政治家、文學家的不同文章類型已區(qū)別得很清楚。但韓愈所重不在董仲舒和晁、賈的經術政論文章，而在兩司馬（司馬相如和司馬遷）、揚雄等文人創(chuàng)作。他說：‘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答劉正夫書》）在《送孟東野序》里提到的歷代‘善鳴’、‘能鳴’者中，漢代人中提到的也是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唐代則提出了陳子昂以下到張籍九位，都是文學家。他批評當世科舉之文：‘誠使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慚乃不自進而已耳�！�（《答崔立之書》）因此柳宗元也指出：‘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柳宗元《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柳河東集》卷三四）近人陳衍則說：‘昌黎雖倡言復古，起八代駢儷之衰，然實不欲空疏固陋，文以艱深。注意于相如、子云，是其本旨�！�（《石遺室論文》卷四）”對于韓愈的這種傾向，后人有各種評論，北宋程頤說他“倒學”，是“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二程語錄》卷一一《遺書伊川先生語》）。南宋朱熹也說：韓柳用力處“只是要作好文章”，“用了許多歲月，費了許多精神，甚可惜也”（朱熹《滄州精舍諭學者》，《朱文公文集》卷七四）。陳衍《石遺室論文》卷四更明白強調：“昌黎長處，在聚精會神，用功數十年，所讀古書，在在擷其菁華，在在效法，在在求脫化其面目。然天資不高，俗見頗重，自負見道，而于堯、舜、孔、孟之遣，實模糊出入。故其自命因文見道之作，皆非其文之至者。”這類批評相當普遍，卻忽略了韓愈詩文是對儒家學說的徹底實踐的事實。

　　韓愈一心在發(fā)揚文學創(chuàng)作的傳統(tǒng)，他注意到前代作家以“善鳴”“出奇”勝場，因此他讀書所重在“奇辭奧旨”兼顧：“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岳，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保ā渡媳�部李侍郎書》）其他相近的言論主張尚有：“務出于奇，以不同俗為主。”（《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志銘》）“文麗而思深�！保ā杜c祠部陸給事書》）“海含地負，放恣橫從�！保ā赌详柗�紹述墓志銘》）“文章語言，與事相侔。憚赫若雷霆，浩瀚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余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保ā渡舷尻栍谙喙珪�》）這些體會有得之言，顯示韓詩有深厚的內在學養(yǎng)，又必然走向奇、麗、深、勁的路途。正如他在《調張籍》一詩中所言：“我愿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腸�！�

　　三、韓詩的分期與主要內容

　　韓詩大致可分為三期，湯貴仁《韓愈詩選注·前言》的說法是：“貞元八年（792）韓愈中進士以前，是他的青少年時期�！�…這一時期的詩歌留下的不多，藝術上也還不夠成熟，但已顯示了他對社會問題的敏銳觀察力。從貞元八年到元和五年（810）授河南縣令，是韓愈一生的中期。這個階段是韓愈仕途坎坷不定的時期，也是他政治思想和詩歌創(chuàng)作日趨成熟的時期�！�…從元和六年（811）入京任職方員外郎至長慶四年（824）冬逝世，是韓愈一生的后期�！�…這一時期，他躋身于上層統(tǒng)治集團，政治地位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的詩歌寫作，除了堅持反對藩鎮(zhèn)割據這一思想外，早期和中期的對社會黑暗面的批判逐漸減弱，但也不乏較深刻的社會意義的篇章如《瀧吏》《華山女》《過鴻溝》等�！睂O昌武《韓愈選集·前言》提出的分期看法與上述大同小異，但更能追探韓愈詩風轉換的原因：“如果綜觀韓愈創(chuàng)作風格的演變就會發(fā)現，無論是詩還是文，早期作品平正古樸者居多，‘尚奇’特色并不顯著。雄奇變怪的追求是在貶陽山之后才明顯起來的。而到了晚年，隨著境遇心情的轉變，詩文風格又漸趨平緩。特別表現在詩作上，元和十年（815）以后雄肆奇古的長篇古詩很少寫作了，而多寫清新蘊藉的小詩。這個事實表明，韓愈尚奇，首先決定于他的思想意識。坎坷不平的人生經歷郁結下的憤懣之氣無可發(fā)泄，加上他又具有爭奇好勝、不安凡庸的個性，這都促使他在創(chuàng)作中形成奇崛不凡的美學特征�！�

　　檢視湯、孫二人的說法，似以孫說為勝。蓋貞元八年之前韓愈詩作太少，實難與后來比擬。貞元十九年（803）十二月被貶陽山，內心憤慨不平，對其詩風的影響十分明顯。憲宗元和六年韓愈雖返京任職，但生活依然困窮，至元和九年始位居要津，心境日趨坦然自適。以此時為后期的分界，較合乎韓詩風格轉變的實際情形。羅宗強等《隋唐五代文學史》第六編第二章第五節(jié)《尚怪奇——韓愈的詩（二）》也說：“韓愈那些追求怪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基本上都出現于貞元后期到元和年間，此前他的詩風是以敘述寫實為主的�！贝颂幙隙�韓詩“怪奇”詩風出現于貞元后期，故湯貴仁關于中期開始于“貞元八年”的說法，不如孫昌武、羅宗強“貶陽山之后”的說法來得恰當；而其結束于元和年間的說法，則湯、孫、羅三書說法相近。

　　綜合上述說法，顯然韓愈一生仕途坎坷，勢必產生許多抒發(fā)個人怨憤的作品。他對當時政治黑暗和社會動亂帶給百姓的苦難有深刻的感受，反映戰(zhàn)爭帶給百姓的苦難也成為他詩歌的一大主題。如《齪齪》《歸彭城》寫東郡水災，《赴江陵途中》寫關中旱情，《宿曾江口示侄孫湘》寫三江水區(qū)百姓的困境，表現了對百姓的同情和“排云上閶闔”“上陳人疾苦”的意愿。又在《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中寫出地方官作威作福，使一些正直臣子返京無望，為自己宦海浮沉的遭遇長歌慟哭�！对佈┵洀埣�》以委婉深沉的筆觸批判德宗末年的弊政，《永貞行》明白指斥二王革新集團的不當作為。其他如《豐陵行》不滿皇帝葬儀的奢靡，《華山女》揭露道教清修的虛偽，《送靈師》抨擊迷信佛教的蠹國敗俗。這類詩作伴隨其一生，數量最多，只是晚年稍減而已。

　　韓愈詩文的雄奇怪變，既然深受一生際遇的影響，因此爭奇好勝不僅表現在字句形式方面，更主要的是奇在內容，奇在境界。這一點可于描寫壯麗山河的歌詠看出，這一類詩作是韓詩中寫得很有特色的篇章。錢仲聯在《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前言》中舉例說：“《南山詩》洋洋大篇，寫終南山全貌；《送惠師》《送靈師》《此日足可惜》《謁衡岳廟》《陪杜侍御游湘西兩寺獨宿有題》《岳陽樓別竇司直》《答張徹》《盧郎中云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等篇中有描寫天臺觀日、瞿塘遇險、黃河夜渡、霧后登岳、湘山夜景、洞庭風浪、華山絕陘、太行瀑布的片斷，用雄偉瑰異的筆墨，在讀者面前展現了魅人的畫卷�！逼鋵崳�那掀天的巨浪（《洞庭湖阻風》）、燎原的大火（《陸渾山火》），以至嶙峋神秘的高山（《岣嶁山》）、人跡罕至的古剎（《山石》），景象的如此不凡，正流露出詩人不平靜的心聲。其中《岳陽樓別竇司直》以大筆重彩寫洞庭湖的洶涌波濤，善于描繪驚心動魄的奇異景象，以之襯托對時政的感慨和內心之不平�！渡绞�》詩大筆淋漓，形象鮮明，而文意流暢，不見斧鑿痕跡，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韓愈詩作的第三大內容，應是一些敘瑣事、寫微物的短小詩篇，這類作品，刻畫事物形象生動，描繪情態(tài)體貼入微，于青壯年時期偶有佳作，至晚年更多受到陶淵明的影響，具有“一往清切，愈樸愈真，耐人吟諷”（方東樹《昭昧詹言》）的特點。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前言》舉例說：“《鄭群贈簟》《赤藤杖歌》贊頌了手工藝者的精制，《聽穎師彈琴》表現音樂的形象性和它強烈的感染力，都是這方面的佳作。《汴泗交流贈張仆射》《雉帶箭》寫擊球打獵，而歸結到習戰(zhàn)殺賊的謀略，或兼喻賦詩作文的構思；《短燈檠歌》通過長檠短檠及有關人事的對照，表現了對世態(tài)炎涼的憤慨；《石鼓歌》刻劃斕斑古色的文物，隱含著對陋儒的嘲弄和對中朝大官的諷刺�！边@些都是前人詩集中罕見的內容。他如《戲題牡丹》的朦朧隱約，《榴花》、《池上絮》的含蘊雋永，《閑游》《獨釣》的清新細膩，《落齒》《杏花》《李花二首》《叉魚》《桃源圖》《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南溪始泛三首》，莫不因事物起興，別有一番由小見大、追求悠閑生活的風味。韓愈晚年詩風轉變甚大，許多律絕明白流暢，不僅景物形象飽滿，生活態(tài)度也優(yōu)裕自如，全無老氣橫秋的遲暮習氣。游國恩等《新編中國文學史》第四編第九章第一節(jié)《韓孟詩派》說：“可惜前人對他這一類作品注意得不夠�！睆闹衅谥镣砥�，無論刻意錘煉，或是妙手偶得，韓詩皆有不同的藝術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