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寬容和不寬容

沈昌文

　　二十多年前在中國出版房龍的《寬容》中譯本，是我個人出版活動史上一件值得一提的事。

　　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初，陰差陽錯，我受命主持三聯(lián)書店編輯部。那時，三聯(lián)書店還沒獨立，只是人民出版社的一個編輯室。但是，隨著《讀書》雜志的創(chuàng)辦，三聯(lián)書店的名聲顯然逐漸彰顯。一些前輩也正在籌備三聯(lián)書店獨立的事宜。德高望重的胡繩同志就為此多次說過意見。

　　在改革開放的一片新的舉措中，我不大著意出版中國學人的個人專著和論集。不是不重視，而是由于范用同志當時是人民出版社領導班子中分管三聯(lián)編輯部的社領導，他團結(jié)了一大批專家、學者，從《傅雷家書》到李洪林、王若水等的文集，全由他一手張羅，我們湊現(xiàn)成就是。我要做的是，設法出一些翻譯書。

　　出翻譯書，一直是我興趣所在。我當時接觸多的前輩，也喜歡同我談這方面的事。陳原同志最關(guān)心我的工作，他總是主張用外國人的口來講中國改革開放中應該說的話。外國人中當然首先是馬恩的故事，如他再三要我學習和宣傳馬克思的《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李慎之同志也愿意同我聊外國的事情。他在出版翻譯書方面的主張很明確：要向后看。他認為，中國只是一個發(fā)展中國家，離西方發(fā)達國家還有一定距離。因此，他鼓勵我從二戰(zhàn)前后的西方書籍中去找尋選題。還有一位董樂山同志，我們也常聊天。他更明確地主張“借題發(fā)揮”。他當年主譯《第三帝國的興亡》，是我經(jīng)手的“灰皮書”的第一本，那時就十分清楚他的用意所在了。

　　我當然要把這些想法向范用同志報告。他很贊成這些看法，并提出一個具體意見:要我發(fā)掘一下上海在四十年代出過的翻譯書，因為他記得他們當年的思路就同這接近的。

　　這樣，我終于找到了房龍。憑我的英文直接讀房龍那些原文書是很艱難的，我找到的是房龍的舊譯本。這一下子打開了思路，趕緊找原書，物色譯者。暫時沒找到譯者，就由編輯部自己來翻。于是，《寬容》中譯本就在三聯(lián)書店獨立前夕出版了。出版以后學術(shù)界影響很大，我記得呂叔湘老人就專門對我說起這書，表彰這題材選得好，同時也指出當年譯本中的若干缺失之處。

　　盡管有那么多“后臺”，可是說實話，我當年出這書還是膽戰(zhàn)心驚的。三聯(lián)書店在此前二十來年出過《胡適思想批判》八大本，我不是責任編輯，但深知其中經(jīng)過。《胡適思想批判》起初決定用人民出版社名義出，領導機關(guān)臨時改變，用三聯(lián)書店名義出。打這以后，我的心眼里就把三聯(lián)書店同胡適劃清了界線。那么，現(xiàn)在來講寬容是不是會宣揚了胡適？我當時心中沒底。無奈，我還是老辦法：用不寬容的辦法做出版。這是我出版生涯中學來的重要的一招：不寬容作者多說多話，尤其是不讓外國作者多說不得體的話。于是，中譯本中講寬容過于明白的地方，我都在決不容許外國人亂說亂話的不寬容思想指導下，一一設法刪去。記得特別要刪的是房龍批評前蘇聯(lián)不寬容之處。

　　盡管這樣，在二十多年前，中譯本還是銷得很好。因為我們在這以前的年頭里實在被“不寬容”統(tǒng)治得太久了。

　　作為一個過來人，特別感謝現(xiàn)在的出版社能在真正寬容的思想指導下，出版了《寬容》新譯本。這是我這年近八十的老邁之徒贖罪的好辦法。

二零零九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