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心素裹：中共情報員沈安娜口述實錄》：
　　白色恐怖下的“亭子間”
　　1933年8月，魯自誠介紹舒日信入黨之后，便將舒日信交給“中央特科”①的王學文②直接領導，做秘密情報工作。自1931年顧順章叛變后，從1933年5月至1935年秋，中央特科的負責人先后由武胡景、劉子華、王世英擔任。此時，王學文在中央特科專做秘密情報工作，他發(fā)現舒日信聰慧好學，有一定的理論水平和文字能力，性格開朗又不失沉穩(wěn)，便有意培養(yǎng)他，讓他在中央特科擔任情報工作的內勤，負責搜集資料和整理編輯情報等工作。
　　當時中國共產黨正處于極度困難的時期，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工作和生活都很艱難。舒日信沒有掩護職業(yè)，黨內稱為“職業(yè)革命者”。黨組織每月給他很少一點生活費，有時只有8至10元，只夠租住上海弄堂石庫門里最便宜的小閣樓，俗稱“亭子間”，伙食費等開支必須自己想辦法。因為他與地主家庭脫離了關系，沒有其他經濟來源，所以生活十分清苦，好在他會寫文章，經常給報紙和雜志投稿，賣文補貼生活用度。
　　我們姐妹倆在剛剛認識舒日信和華明之時，還不知道他們二人的政治身份，只覺得他們熱情、誠懇，充滿激情，是兩位可以信賴的學長。
　　舒日信進入中央特科以后，便搬出“南洋高商”的學生宿舍，在上海的弄堂房子中，找最便宜又比較安全的亭子間租住。有時因交不起房租或有安全隱患，又不得不另找住處，但畢竟有了一個“小窩”。這樣，我們姐妹倆經常在舒日信的小亭子間和兩位學長聚會。
　　亭子間很小，上面是水泥曬臺，下面是廚房，夏天亭子間像個大蒸籠，冬天像冰窖。舒日信為了抄寫情報，夏天不管天氣多熱，必須放下窗簾，屋內悶得透不過氣來。到了冬天，因為窗戶朝北，終日不見陽光，室內比戶外還冷。
　　亭子間里擺設極簡陋，只有一張桌子和兩只凳子，一開始連床也沒有，只能睡地鋪。當我們四個人聚會的時候，兩人有凳子坐，另兩人就只好坐在桌子上或者地上。
　　四個年輕人相識于1934年春節(jié)后，在亭子間相聚時，差不多是上海一年中最冷的時候。雖然生活條件非常艱苦，窗外寒風呼嘯，屋內又陰又冷，可就是這個簡陋的亭子間，卻成了我們四個熱血青年的避風港，充滿了溫馨……
　　四個年輕人在一起，漸漸形成了一個學習小組，已經是中共黨員的舒日信就像個小組長。我們一同學習社會發(fā)展史，探索民族的命運，國家的未來。你一言，我一語，討論十分熱烈。
　　華明之說：上高中以后，我開始學會思考社會問題。我看到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看到被分割成一塊塊的租界和飄揚著的“萬國旗”；看到了“攘外必先安內”！于是滿腦子都是問號：這是為什么？將來怎么辦？我該做什么？我能做什么？
　　我問：學習了社會發(fā)展史，我知道了現在的中國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并存，什么都有，但到底算什么社會？
　　華明之說：從理論上，我講不清。反正是在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統治下的殖民地和次殖民地的中國，到處一片黑暗。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光明的未來是共產主義。
　　舒日信說：光是向往未來不行，還要投入社會變革的活動中去。他進一步啟發(fā)大家說，一個人單槍匹馬，什么事也干不成，要有組織，要把更多的人組織起來才行。
　　對于我們姐妹倆來說，“組織”和“組織起來”這些詞語很新鮮，也很吸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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