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福建朱子學研究》：
　　以王學為代表的明代各種心學思想，其早期大多受到朱子學或正或反的刺激與影響，具有深淺不一的朱子學背景和淵源，但在其學樹立之后，往往又反過來對朱子學造成影響與沖擊。因此，單以思想學術而論，明代理學總體上是朝著心學化的方向發(fā)展，并以對于心學思想的各種可能性的充分開掘與創(chuàng)造為最大成績。誠如黃宗羲所言：“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于理學，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繭絲，無不辨析，真能發(fā)先儒之所未發(fā)。程、朱之辟釋氏，其說雖繁，總是只在跡上，其彌近理而亂真者，終是指他不出。明儒于毫厘之際，使無遁影�！雹龠@里所謂的“理學”自然主要指心學，而黃宗羲所要極力表彰的正是明代心學在心性辨析上的突出貢獻，已將心性問題分析至微、推拓至極，故能使任何“亂真者”無所遁影，遠遠超出了宋代程朱理學的水平。
　　作為理學的一部分，明代朱子學的發(fā)展亦不能自外于整個理學思潮的發(fā)展演變。朱子學本身并不缺乏豐富的心性思想，亦非不重視心的作用，只不過其更加突出理的普遍客觀性與規(guī)范意義，主張將個體主觀的“心”建立在普遍客觀的“理”的基礎上。因此，其在強調修養(yǎng)心性的同時，還注重經典文本的探討、客觀知識的學習與外在規(guī)范的建立，希望能在尊德性與道問學之間取得某種平衡。但這種平衡其實是極難維持的，事實上人們總是習慣于將偏向道問學一路的思想視為朱學正宗，其弊端則易流于訓詁講說、因循守舊，變?yōu)闊o關身心的口耳之學。而這一點不僅刺激了明代心學的興起，而且成為王學攻擊的主要目標，最終使得朱子學喪失了思想領域的主導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是持尊朱黜王立場的朱子學者，為了回應王學的批評和挑戰(zhàn)，亦不得不將關注與討論的重心更多地轉移到尊德性這一方面的問題上，并且對朱子學的原有理論進行了一番反思與調整，逐漸吸納了一些王學的思想因素。由于清初朱子學在理學的基本義理方面并未出現(xiàn)重大突破，主要仍沿襲明代朱子學的思路而來，自然不可能完全排除其中的王學色彩。
　　此外，若從一種學說所處的思想背景來考察，清初朱子學對于王學的融攝恐怕亦有其現(xiàn)實的需要。經過明清之際的巨變，清初的思想格局與前代相比，已然發(fā)生了較大變化，各種思潮一時并起，朱王對峙之局漸漸淡化，二者之間的門戶之爭也不再是學者們最為關注的核心議題。在理學流行的時代，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不免相互爭勝，各不相讓，甚至勢同水火，但在理學遭遇困境的時候，卻不免給人一種唇亡齒寒之感。那些主張實用主義的學者就常常不加區(qū)分地攻擊整個宋明理學為空虛無用之學。譬如，潘平格即言：“朱子近羽，陸子近緇”①，將理學家一概目為僧道，指責程、朱、王、羅之學皆若釋老一般舍家國天下，遺人倫日用，不合于孔孟之道。顏元論學，雖主要以宋儒為直接的攻擊對象，但他對于程朱理學的許多批評實際上對王學也同樣適用。因為站在“習行經濟”的立場上看，王學與朱學并無本質區(qū)別。“兩派學辯，辯至非處無用，辯至是處亦無用。蓋閉目靜坐、讀、講、著述之學，見到處俱同鏡花水月，反之身措之世，俱非堯、舜正德、利用、厚生，周、孔六德、六行、六藝路徑；雖致良知者見吾心真足以統(tǒng)萬物，主敬、著、讀者認吾學真足以達萬理，終是畫餅望梅�！雹谒�甚至將朱王之學比作殺人之學，激烈地表示“果息王學而朱學獨行，不殺人耶！果息朱學而獨行王學，不殺人耶！今天下百里無一士，千里無一賢，朝無政事，野無善俗，生民淪喪，誰執(zhí)其咎耶！”③李塨繼承師說，全盤否定宋明理學的宗旨、內容與方法，抨擊程朱、陸王之學皆以講性天為務，違背了圣人的“事物之教”，故為無用之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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