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成語話管理：文化管理·管理精神》：
　　中國歷史上最杰出的守位典型是周公，他身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積極輔助武王伐紂；武王病危，他藏《金滕》之書，避居東都；武王逝世后，因侄兒年幼，又不得不出而攝政，制禮作樂，幫助成王治理天下，消滅奪權的管叔、蔡叔；最后還政于周成王。
　　周公的完美守位，讓孔子佩服得五體投地，一生奉其為榜樣。
　　在古代儒家看來，孔子也是尊時守位的典范。孟子盡管稱頌“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孟子·萬章下》）；然而孔子卻是圣之集大成者，因為他是“圣之時者也”。
　　孔子沒有幻想自己是齊桓公、晉文公，也不想成為姜尚、管仲，他“尊時守位”，在春秋末期“世衰道微”的情況下，處在沒落貴族的身份地位上，根據自己的能力，作出了杰出的貢獻，創(chuàng)立和實踐了自己的思想道德體系，培養(yǎng)了大批人才，把始與終、智與圣、巧與力，即智、善、美高度統(tǒng)一起來，“金聲而玉振之”，成為“大成至圣先師”。
　　幾千年來，中國人一直重視尊時守位，相信“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宋·蘇軾《應制舉上兩制書》），“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列子，說符》）。時位不僅關乎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而且對于每個行動主體也極為重要，“事之難易，不在小大，務在知時”（《呂氏春秋·孝行覽》）。良好的時機會為事業(yè)成功提供有利的條件，關系著個人事業(yè)的成敗。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尊時守位這一點上，中國人從不盲目地“樂天知命”，更不只是消極地“安分守己”，而是在遵循歷史現(xiàn)實的前提下，保持天地萬物的和諧秩序，即“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禮記，中庸》）。堅持“圣人能輔時，不能違時”（《管子·霸言》）的前提下，積極發(fā)揮人的自覺能動性，“審時度勢”，“時詘則詘，時伸則伸”（《荀子，仲尼》）。在時機未到時，遵養(yǎng)待時，“藏器于身，待時而動”（《易傳·系辭下》），積蓄力量，做好準備；一旦時機成熟就緊緊抓住，“來而不可失者，時也”（宋·蘇軾《代侯公說項羽辭》），立即行動起來，“因時制宜，審勢而行”（清·洪仁殲《資政新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荀子·王霸》）。中國人認為，“圣人不能為時，時至而弗失”（《戰(zhàn)國策·秦策》）�？傊�，能否自覺尊時守位，是判別圣凡、區(qū)分智愚的一條重要標準。管理案例：人類文化突破的“軸心時代”1883年，馬克思去世。但在同一年，德國又迎來了另一位哲人的誕生，他就是雅斯貝爾斯。他在1949年出版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說，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間，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前公元300年間，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拜S心時代”發(fā)生的地區(qū)大概是在北緯30度上下，就是北緯25度至35度之間。這段時期是人類精神文明的重大突破時期。在“軸心時代”里，各個文明都出現(xiàn)了偉大的精神導師——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猶太教的先知們，古印度有釋迦牟尼，中國有孔子、老子……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的文化傳統(tǒng)，也一直影響著人類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雖然中國、印度、中東和希臘之間有千山萬水的阻隔，但它們在“軸心時代”的文化卻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在那個時代，古希臘、以色列、中國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發(fā)生了“終極關懷的覺醒”。換句話說，這幾個地方的人們開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來面對這個世界，同時也產生了宗教。它們是對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類型決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國、伊斯蘭不同的文化形態(tài)。
　　雅斯貝爾斯說：“對我們來說，‘軸心期’成了一個尺度。在它的幫助下，我們衡量各種民族對整個人類歷史的意義”�！拜S心時代”作為一個“唯一性的事件”，在人類歷史共同的總進程中清清楚楚地占有它“唯一性”的位置，而且它還具有“交流人性”和“延續(xù)人性”的現(xiàn)實性和必要性。我國有學者稱這是一個創(chuàng)造了“元典”的時代，是一個在它之前都“趨進”它，在它之后都“回味”它的時代；“一個民族的中心價值大體是在這一階段定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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