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初的一天下午，我來到了中山市孫文西路上的一幢古老的小樓前。中山市前身為1152年設立的香山縣，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的故鄉(xiāng)。1925年3月，積勞成疾的孫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后，為了紀念這位首舉徹底反封建旗幟，“起共和而終兩千年帝制”的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開拓者，當年4月民國政府將香山縣改名為中山縣。1983年12月，經國務院批準，中山縣撤縣改市。我走近的這幢充滿著歲月痕跡的三層小樓，原為香山縣商會舊址，現被改建為一個規(guī)模不大，卻很有特色的中國首家商業(yè)文化博物館。我來到這里，是為了解考察孫中山先生有關“實業(yè)救國”和一批又一批香山實業(yè)家為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而做出貢獻的史料，為撰寫我的“追尋近代中國現代化腳印”的思辨體長篇報告文學《中山路》做研究。

當我端詳著這幢粉白相間、有著南洋風格的小樓時，腦中呈現出數月來在澳門、珠海、中山（這三個城市歷史上都屬于香山縣）的博物館、圖書館和檔案館里查閱和收集到的那些歷史資料所形成的畫面。我在想，這幢樓里又會給我?guī)�來些什么呢�?/p>

我抬腳跨進了大門——赫然間，五位歷史名人迎面站在我的面前。

從左至右，他們分別是著名實業(yè)家、當年在中國有“茶王”和“地產大王”之稱的徐潤，著名實業(yè)家、洋務派的代表人物唐廷樞，著名實業(yè)家、曾以《盛世危言》一書影響了包括孫中山和毛澤東等在內的一批中國精英的改良主義思想家鄭觀應，著名實業(yè)家、引領中國現代時尚文化風行之先的上海四大百貨公司中先施和永安公司的創(chuàng)始人馬應彪、郭樂。這是五尊真人大小的人物塑像，三位穿清末民初的長袍馬褂，兩位西裝革履，成弧形面對著博物館的大門，迎接著所有來館參觀的人們。

這五個人的名字以前在看中國近代史時，都有所接觸，但沒有做過專門的研究，所以了解并不深。這次到中山、珠海、澳門和香港采訪考察，以這五位為杰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香山或者說粵籍實業(yè)家，形成一個浩蕩的梯隊從歷史中走來，一個一個出現在我的眼前，他們影響了一個中國，影響了數個朝代。他們雖然在不同的領域，有著不同的身世和經歷，也做出了不同的貢獻，但他們有兩個共同點：一都是粵籍，二都是商人，所以他們共性的名字叫：粵商。

我突然覺得，有這五位在近代中國工商業(yè)發(fā)展史上聲名煊赫的人物在，這家小小的香山商業(yè)文化博物館，幾乎可以稱得上是近代商人的“祖庭”了。這五個人，已經清楚地勾勒出了中國近代工商業(yè)的發(fā)展譜系，同時也都是中國“實業(yè)救國”以及為推進中國現代化進程做出過突出貢獻的人。

我感覺到，我這一步跨進了從清末到民國，粵商們所走過的那段凝重的歷史。這一段歷史，又與孫中山先生后來努力想實現的“實業(yè)救國計劃”前后相連。

孫中山先生自小生活在香山縣的翠亨村，父母都是農民，因此他對中國底層勞動大眾的苦難有著實際的了解，并抱有深切的同情。因此，他力倡發(fā)展實業(yè)，最根本的目的，是想通過“物暢其流”而強國富民，使民眾過上溫飽的日子。民生主義可以說是孫中山思想體系中最具特色的思想，而其發(fā)展實業(yè)的主張則是民生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

所以孫中山先生認為：革命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在新的基礎上建設一個全新的中國，是為了最終能夠謀求國家的富強，從而挽救積貧積弱的中國。所以，孫中山將革命的目的與中國的富強和振興密切聯(lián)系起來，多次明確提出要通過發(fā)展教育和交通，“興起農工商實業(yè)之利源”。

其實，實業(yè)救國論在19世紀末就已出現，到了辛亥革命前后成了一種頗為流行的理論。20世紀初，宣揚實業(yè)救國論的主要是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代表人物，如實業(yè)家張謇等，他們和孫中山先生“實業(yè)救國論”的區(qū)別是，張謇是舊陣營的改革者，孫中山是新陣營的革命家，兩人出于對國家和民族命運的共同關注，都提出了實業(yè)救國的思想主張。

自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國始終面臨著一個“向何處去”的問題。這個問題經過近代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以及社會各界有識之士反復探索、解答，給出了多種不同的發(fā)展指向，然而，最后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卻是事關國計民生的社會經濟形態(tài)。因此，民國學者王孝通說：“辛亥革命，其端實啟自商人。……民國之造，商人當在首功之列�！�

如今談起近代中國的商人，人們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徽商和晉商，在史學界、文學界、出版界充滿著關于反映他們的作品，而曾經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社會經濟發(fā)展軌跡的粵商卻被嚴重忽視了。他們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做出的獨特貢獻亦仿佛墜入了歷史的煙塵之中。有關系統(tǒng)介紹粵商發(fā)展史的論著，在廣東、在全國、在史學界、在文學界都寥若晨星。

自明清以來，粵商作為繼徽商、晉商之后崛起的另一股強大的商業(yè)力量，與中國近現代社會經濟轉型相始終，承前后，脈絡始終未斷。

浩瀚的藍色大海使粵商獲得了有別于徽商、晉商成長的經歷與精神氣質。他們始終處于中國對外開放的最前沿，得益于海上貿易，也致力于對外開放。他們的成敗興衰，既反映了中國沿海商人面臨世界大局變幻時的調適和應對，也折射出了中國維新變革的艱難與成就。可以說，粵商的演變史，濃縮了傳統(tǒng)中國努力融入世界潮流，追求現代化的卓越歷程。

粵商之所以獨樹一幟、引人矚目，還在于他們對近現代中國的影響遠遠超越了傳統(tǒng)商人單純逐利的原始邊界。尤其在中國社會進入變局，面臨路徑選擇的時候，他們總會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并以自己的實踐為國家民族開拓出新的未來。

我出生于安徽安慶，歷史上安慶和徽州這兩個城市，是安徽重要的經濟和文化中心，安慶是省會，徽州是徽商的故里�！鞍不铡眱蓚�字就是各取自于這兩個城市的名字：“安（慶）—徽（州）”。

我小時候生活在一個有著“三進”（相當于北京三個四合院直串起來）的徽商的大宅子里，這個有著幾百年歷史的徽式大宅子寫進了我的長篇小說《園青坊老宅》，因此我自小就對徽商充滿了興趣，80年代初就曾到徽州去考察過，收集了很多有關徽商的歷史資料。家族祖上也曾為徽商，只是到了我爺爺那一輩就已經完全破落，以至于父親變成了一個目不識丁的城市貧民。記得小時候家里有一個殘破的高腳桌，比書桌高，比供桌又多了兩個大抽斗，印象最深刻的是桌面正中在兩個大抽斗之上，并排開著兩個窄窄的還用銅皮包著邊的長形的孔。我一直不知道這張桌子是干什么用的。后來，聽外婆說是家里祖上開店時的錢柜，桌面上那兩個窄窄的孔，就是做生意時收款塞銅錢和銀元的。后來，我又專門去山西考察過晉商，從太原出發(fā)，到過平遙、太谷、祁縣，最后到大同，逛過平遙的老街，進過喬家的大院，先后走了七天。自覺對徽商晉商的歷史了解一些，也想寫點什么，但一直沒有想好主題。

后南下深圳二十多年，一直在報業(yè)工作，幾十年來雖然已經完全融入了嶺南的生活，但自我的身份認同仍然是一個安徽人，仍然是一個新移民，所寫的著作仍然以一個移民的視野居多。

自2008年應邀創(chuàng)作《中山路》一書后，我系統(tǒng)地了解了嶺南的歷史和文明，也系統(tǒng)地了解了近代嶺南人，特別是粵商對中國現代化艱難進程的貢獻，可還沒有看到能系統(tǒng)地幫助人們了解這段波瀾壯闊歷史的書籍。于是就有了一個想法，能不能寫一本有關粵商發(fā)展的書，并常常在一些聚會里、采訪中、講課時，談粵商、談自己對粵商發(fā)展的看法。后我又被那龐雜的歷史資料的收集、歸納和分析所難住，我想，我只是一個作家，在史學、經濟學、社會學等方面的知識匱乏，會不會犯“班門弄斧”的錯誤？再加上報社工作繁忙，這個想法雖然一直沒有放棄，但也只是留在心里。

后來受到一些有識之士的不斷鼓勵，特別是顧作義先生給了我很大的支持。他在得知我有這個想法后，幾年來不斷地鼓勵催促我，建議我放下手頭的一些工作，集中精力寫好此書。2012年底的一天，我在香港出差，傍晚時分突然接到顧作義先生的電話，他說當前中國正處在新三十年改革之際，歸納、研究、總結粵商的發(fā)展史，表現這個群體實現“中國現代化之夢”的歷程，無論是對現實和歷史都有著重大意義。他鼓勵我應該克服困難，挑起重任，盡快上馬。

于是，我就這樣被“架”上了馬，從2013年1月4日北上天津南開大學參加一個粵商發(fā)展的學術研究會開始，整整寫了三年，這是我報告文學創(chuàng)作中寫作時間最長的一本書。如今一本思辨體長篇報告文學《大國商幫——承載近代中國轉型之重的粵商群體》呈現在了讀者面前。是非成敗，自有讀者評說。

來廣東二十多年，寫了二十多本書，出了十三卷的文集，自覺已經是融入嶺南的一位作家，終于有一本記載著廣東粵商歷史發(fā)展的書，放在歷史的書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