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書以“重商主義”和“國家趕超”為焦點，著重闡釋一個命題：重商主義實乃國家趕超的必由之路。假如該命題聽起來有異于流行“常識”，則更可說明，本人的經濟史研究及這本書冊尚有價值。

至少自近代以來，你追我趕、競相發(fā)展進一步成為世間常態(tài)，落后者該采用何種方法加速前行甚至后來居上，也成為主政者與研究者念茲在茲的經國大事。那么，在至今有數的趕超成功案例中，從早期現代的威尼斯和荷蘭、19世紀前的英國和法國，到19世紀的美國和德國、20世紀的日本和韓國，究竟有無以及有何一以貫之的要訣呢？我的答案是：有的，此即重商主義。

毫無疑問，這個重商主義決非主流話語中的“重商主義”，因為由亞當·斯密起，重商主義早已被扭曲得面目全非。而本書的歷史考察足以表明，真實的重商主義本質上是一種把金銀積累、貿易保護、工業(yè)扶植、就業(yè)促進、國家干預、強權打造、殖民擴張等方針融為一體的民族主義發(fā)展戰(zhàn)略，其中尤其包含了前人本已領悟、后人卻有意淡忘、今人多不甚了了的趕超發(fā)展之道。

常言道，大道至簡，重商主義所包含的趕超發(fā)展之道其實也不復雜。撥開主流經濟學的理論迷霧，細察近現代國家趕超的政策實踐，可見趕超之道原已蘊含在重商主義的以下要點中：

——不同類型的經濟活動具有不同的質量內涵，有些活動更有利于經濟增長和福利改善；區(qū)分不同經濟活動質量高低的要害在于，它們究竟是報酬遞增的還是報酬遞減的；只有報酬遞增的經濟活動才能降低擴張成本、造就規(guī)模經濟、帶來更大收益、提供更多就業(yè)、擴大競爭優(yōu)勢、奠定繁榮基礎，一國由貧弱邁向富強特別是加速發(fā)展根本上有賴于此。

——農業(yè)及其他初級生產屬于報酬遞減的活動，工業(yè)制造才是報酬遞增的活動，其中的技術創(chuàng)新尤能推動生產力提升和經濟增長；工業(yè)進步和技術變遷長于引發(fā)不完全競爭，由此能比農業(yè)等初級生產帶來許多倍的收益；一國應該在報酬遞增部門積累自身比較優(yōu)勢，出口制成品、進口原材料才是“好”的貿易，專門從事報酬遞減的經濟活動終將落入貧困陷阱。

——越是數量大且多樣化的工業(yè)活動越能創(chuàng)造有活力的經濟結構，帶動商業(yè)和農業(yè)的成長，同時吸引更多素質較高的人群參與其中；城市化特別能產生人口和工商業(yè)的群聚效應，良好的地理條件和后天的基礎設施更會放大這種多元群聚效應；多元群聚的環(huán)境能夠生成復雜的分工協(xié)作和互動激勵，從而造就一個不斷強化、良性循環(huán)的經濟加速增長體系。

——日益復雜的經濟活動需要適宜的制度環(huán)境，市場本身也由制度所規(guī)范和支撐，政府的作用、良好的治理因此至關重要；政府尤可以協(xié)助培育具有報酬遞增特性的產業(yè)與技術，以此干預經濟結構的演化方向；政府干預突出體現于，通過關稅、專利等手段保護市場與知識、吸引先進生產要素、移植外國新興產業(yè)、鼓勵進口替代與升級并轉而推動出口。

——國際競爭中的成功關鍵在于效仿領先者，從事高質量的經濟活動，專業(yè)化于報酬遞增部門，邁向更高的生產和出口結構；而失敗根源在于被剝奪了或放棄了發(fā)展制造業(yè)并提升經濟結構的機會，最典型者莫過于殖民地；凡是“棄工業(yè)化”者，只會陷入低技術、低競爭力、低附加值、低工資的惡性循環(huán)，被鎖定于貧困和依附狀態(tài)，從而更難以追趕先進。

以上要點或許頗顯新潮，但是400多年前的重商主義先驅（如那不勒斯人安東尼·舍拉）實際上早已提出這些見解。重商主義的國別“版本”，無論是意大利的“國家經濟學派”、西班牙的“欠發(fā)達經濟學”、法國的“科爾貝主義”，還是德國的“官房學派”、英國的保護主義“貿易學”、美國的“美利堅體制”，都在16—18世紀集中討論過相關問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尤其針對英國工業(yè)革命后的新局面，光大了重商主義趕超之道，確立起一個與斯密學派“世界主義一體發(fā)展范式”相對立的“民族主義趕超發(fā)展范式”。

應當強調，從舍拉到李斯特，重商主義者展現了很好的政策直覺，經世致用而非坐而論道原乃其突出品格。他們的探究申論始終直面富國安邦、爭強好勝的迫切現實需要，也由此有效推進了一浪高過一浪的國際趕超發(fā)展。然而，偏偏在英國長期依靠重商主義而趕超成功后，重商主義的前述“明智之道”（約翰·梅納德·凱恩斯語）隨即橫遭非議，輕則被藐視為純屬“靈機一動”的權宜之策，重則干脆被斥為“徹頭徹尾的思維混亂和胡說八道”。如此一來，契合落后國需求的這套重商主義不僅得不到正面?zhèn)鲹P，反而被打入“前斯密時代經濟謬誤”的冷宮，豈不哀哉？

可慰者，話語不可能被徹底壟斷，真相尚可從歷史中窺見。世上主要大國的近現代經濟發(fā)展歷程終究有案可稽，重商主義趕超之道的屢試不爽也從來有跡可循。本書對荷蘭、英國、法國、德國、美國、俄國等列強的經濟史考察及相關理論分析，即展開了一種沉入歷史、窺視真相、驗證規(guī)律、啟迪現實的嘗試。其中的核心點就是揭示，當前的富強國家在自己貧弱的當年，是如何借用所謂“異端”的重商主義手段而迎頭趕上的。歷史堪稱社會科學的實驗室，查檢過往的經濟“實驗”無疑有助于呈現實證經驗、重拾趕超之道，也可為當今中國的趕超實踐提供資鑒。當然，歷史不可能簡單重復，所以重商主義趕超之道也必然需要我們參照國內外變局而權衡采用、適時匡正、揚長避短、興利除弊。

多年來，我圍繞本書主旨有計劃地展開研究，書中內容先以論文及譯序、評論、訪談等形式陸續(xù)發(fā)表。特此感謝原刊方《社會科學》（第一、二、三、五章）、《馬克思主義研究》（第四章）、《國家現代化建設研究》（第六章）、《政治經濟學報》（第七章）、《史林》（第八章）、《海派經濟學》（第九章）、《國外社會科學》（第十章）及《社會觀察》《解放日報》《中國社會科學報》《社會科學報》《澎湃新聞》《學人讀書》，以及曾予轉載的人大資料中心《理論經濟學》《世界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還有刊登了序文等的商務印書館、中央編譯出版社、中國出版集團、現代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上海遠東出版社。全部文章本次匯集成冊時又作了統(tǒng)稿和修訂。

虛言不贅，謹此為引。

梅俊杰

2023年8月12日

于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史研究中心